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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解读国共内战:战后东北之争(上)
发布时间:2022-08-02        浏览次数: 次        

  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战后东北之争》中,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并参诸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的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因《温故》篇幅所限,此次刊出有删节。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斗争,抢夺接收沦陷区。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首先启端于东北。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很自然的,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之间,国共双方军队,精锐尽出,在东北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抗战后国共两军为了争夺东北第一次主力会战,对于东北得失,以及整体内战,关系至巨。会战在四平街持久拉锯不下,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5月17日父亲奉蒋中正主席之命,飞往东北督战。当时父亲已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部长,并将于6月1日就职,父亲赴前线督饬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并其部下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三天内攻下四平街,并继续往长春、永吉进攻。部队十万余人大败,溃不成军,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仓皇撤退。此时马歇尔正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向蒋中正施压停战。在此关键时刻,父亲飞回南京向蒋中正报告战果,并力主国军应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收复北满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肃清东北共军。蒋氏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原因,始终未能采纳父亲此一关系东北国共战争胜负的重大建议,于6月6日,片面下令停战。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中共中央大为震动,下令,准备弃守哈尔滨。此次停战,遂予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个国共内战。

  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1945年2月4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8月6日,美国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而共军从苏联手中获得关东军的武器军备,当然又是另一项苏联的“贡献”了。

  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联势力扩张,代替日本,独霸东亚。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宣战,出兵协助中国,是因为日本先偷袭珍珠港,美国还击,出于被动。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联势力扩张远东,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当时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尤其日本甫投降,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而雅尔塔密约美国引狼入室,苏联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形势急迫,美国政府是认识的。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华北,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向施压,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无功而返。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他估计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苏联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而美国却划地自限,不肯介入过深,以免卷进国共内战旋涡,被迫与苏联在远东兵戎相见。政府战后接收东北,可谓举步维艰,既遭苏联作梗于先,又受掣于美国调停,国际形势极为不利。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等周边势力,除去后顾之忧,而且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突破长期被包围的状态,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如果东北被所控制,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外蒙、北韩的联系,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击的地位,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远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如果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月9日,苏联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其中第二道,“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10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11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线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机先。

  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很大,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黄克诚11月26日打电报给抱怨,共军“七无”:

  “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共军在东北无钱无粮,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他12月7日打给军委的电报说:

  “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中共部队进关初期,本身也有不少问题。第一是逃兵问题。9月7日,万毅给军委的电报:“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二千五百人,11月15日给“军委林彭”的电报中说:“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

  “进入东北之后,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所以,虽然出现参军高潮,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部队发展虽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大城须交到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被红军赶了出去。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不过罗荣桓承认,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战争初期的需要”。

  斯大林对领导下的中国,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Hurley)讥称中共为“奶油”(MargarineCommunists)。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看起来远占优势。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伺机从中取利。在东北,苏联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亦是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1945年9月初旬,立法院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解围,锦(州)、承(德)肃清,再收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械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父亲从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东北、华北的接收,东北的补给线过长,国军的力量,同时占领东北、华北,力有不逮;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故应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父亲曾任军训部部长八年,对国军部队的实力,了若指掌。父亲的看法,与魏德曼不谋而合。魏德曼亦认为独国军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他向蒋中正建议,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先巩固其地政权。他并向蒋氏建议,将东北问题国际化,邀请美、英、法、苏,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以监控苏联在东北单独行动。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1945年8月31日,国际最高委员会和中常会联合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划东北为九省,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当初国民政府委曲求全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希冀以外交谈判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而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足见国民政府对中苏谈判,寄望之殷。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蒋经国抵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Y.Malinovsky)展开一连串崎岖曲折的谈判。中国方面,谈判重点在于苏联撤兵日程以及中国部队进驻东北的问题。中国要求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港上岸。但苏联坚称大连乃自由港,中国军队不得使用,而营口、葫芦岛等港,苏联则称情况不明,无法保证国军安全。后国军部队运抵葫芦岛港口,果遭共军射击,只得改向秦皇岛登陆。至于撤军日期,苏联也一再更改,有意拖延。苏联阻挠中国接收,主要原因是在撤军前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经济特权。

  10月底,斯大林准备与蒋中正直接商谈,邀蒋经国先往。12月25日,蒋经国以蒋中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两次会晤。斯大林提出的谈判重点为坚决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要求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独立政策,如将美国势力排出,由中苏合办东北工业三十年,可命中共服从蒋主席的领导。斯大林并提议与蒋中正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会晤。蒋中正对斯大林反复无常心生疑惧,又怕中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之计,没有接受邀请。

  中苏谈判胶着,而共军趁机源源上道进入东北,国民政府鉴于外交接收失败,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员,又处处受到共军威胁,乃决定下令国军部队硬行闯关,开始军事接收。国共军事冲突,在关外日渐扩大。

  自1945年末至1946年初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前后抵达东北的国军部队如下列次序:1945年11月,十三军,军长石觉。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四平街会战”之前,国军出关共七个军,约二十八万人,由美军协助,从越南、缅甸以及中国西南边域,海空运到东北。

  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便将司令部指挥所设在秦皇岛,指挥国军部队进占东北。由于共军捷足先登,南满的中小城市多被占领,国军入东北,是一站一站硬打进去的。十三军及五十二军先抵秦皇岛,因十三军乃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强大,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杜聿明指挥这两个军,自11月中旬从山海关沿北宁铁路北上,11月26日,进据南满重镇锦州。其间部队远道跋涉,十分疲劳,一时战斗力尚未恢复,而共军的装备远不如国军,且打且退。国军初入东北,尚称顺利。韩先楚也承认,军“最初进攻的兵力,虽然不过两个军,但战斗能力却优于我军”。

  国军攻占锦州之后,继续往北扩展,占领北镇、黑山、义县等地,同时往热河方向锦承铁路西进,攻进北票、朝阳。1946年1月,国军已占领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2月,十三军八十九师,向法库冒进,与共军新四军三师激战于秀水河子,八十九师折损一团人,是国军出关后,第一次受挫。但同时国军第六军等其他五个军,已陆续进入东北,国军势力大增,关外国共战争,乃转剧烈。

  苏联向国民政府索取东北经济利益不得逞,内由CC派主导的反苏运动在各大城市爆发,中苏关系恶化,国际上美国领头向苏联施展压力。1946年3月11日起,苏联乃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于是国共部队便积极展开争夺东北各大小城市。3月13日,国军五十二军进驻沈阳,随即配合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继续进军,从3月下旬至4月初,占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南满重要城市。而共军早已深入北满,又得苏军撤退时之暗助,纷纷进占北满以及中长铁路上之大小城镇,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4月18日进占长春,一周后,又占领哈尔滨,其他如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亦多落入共军手中。国共两军,南北对峙,关外大战,一触即发,而双方下一个攻防的目标,即为位于沈阳及长春之间中长路上之重镇四平街。于是历时一月,从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关外第一次主力战“四平街会战”由此开展。

  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于1945年12月24日抵华,调停国共内战,至1947年1月8日,调停失败离华,其间年余,亦正是东北国共之争,国军由初期军事优势开始逆转,成为劣势之时。1946年四、五月间,东北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大胜,马歇尔不断向蒋中正施压,敦促东北国军停止追击。其后,蒋中正6月6日下第二次停战令,遂让溃败之军,得以喘息,日后整军反扑,击败国军。第二次停战,对东北战局,影响至巨。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分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给美援,替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朝鲜战争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至中国调处国共内战,其实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是美国政府及马歇尔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知有偏差。美国传统重欧轻亚的政策,低估了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值为中国一战,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即是绝不出兵干预中国内战。马歇尔本人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天然资源及工业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变为头等军事强国。”因此,他认为即使中共得胜执政,中国对美国暂时亦不会构成威胁。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始尝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厉害,损失重大,美国才第一次警觉到中共这个对手,不好相与。

  由于认知偏差,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当然便有了严重缺失。马歇尔奉命使华,主要任务是强迫与共同组织联合政府,以政治协商谈判,消弭国共军事冲突。然而对于国共斗争史稍有研究的人,便知道这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马歇尔组织联合政府头一宗要务是欲将中共军队国家化,将中共部队编入国军建制,这无异要中共缴械,是与虎谋皮。日本甫投降,共军总司令朱德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军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地区,军事夺权,是中共的既定政策。至于谈判,说得最清楚不过:“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马歇尔调停初期,中共军事还未占上风,所以愿以谈判争取时间。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共军统帅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的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氏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就范,使之停止军事冲突与组织联合政府。当屡次不听线月起为时八个月,马氏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华,让国军吃足苦头。但共军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中共并无拘束力,这乃是他调停失败的症结所在。魏德迈对马歇尔赴华调停的任务,一开始就不看好,他对他的上司有这样的批评:

  “马歇尔主要是一介军人,他对国际斗争之复杂性所知有限……尤有进者,马氏奉命抵华之时,早已身心俱疲,对当时情况无法做出正确评估。”

  魏德曼的话说得很重,但颇中肯,马歇尔的确对当时中国情况缺乏深刻了解。1946年4月,马歇尔回美述职后重返中国,21日竟向蒋中正呈递备忘录,宣称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当年蒋中正与史迪威翻脸,主要原因之一即为史氏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抗日。事实上,4月18日,东北共军违反停战协定打入长春,马歇尔竟会在此时对蒋中正提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建议。马歇尔对国共之间的心结心病如此缺乏认识,他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人口八万,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之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之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又因其位处中长路上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南北满通衢的咽喉,历来为战略上必争之地。

  共军自从出关以来,一直到“四平街会战”(中共称为“四平保卫战”)以前,其主要战略是“且战且退”,与国军交战采取游击战、运动战,避免与国军正面冲突,不作无谓牺牲。盖因共军初出关外,尚未建立根据地,群众基础不稳固,军队的装备亦不充足,面对美式机械装备的国军,军火及战斗力均占下风,因此山海关、锦州等役,共军皆主动弃守,且战且退。可是1946年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后,中共中央却一反往常,改变战略,决定保卫四平街,在四平街及本溪各结集十万大军,准备与国军主力一决胜负。下令“死守四平,寸土必争”。1946年4月6日,电并东北局彭真,对四平、本溪保卫战作了重要指示,认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为了达成目的,中共中央和不惜牺牲,孤注一掷,“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促使下如此决心,不惜牺牲数万军队与国军在四平街摊牌一战,当然有其当时复杂背景原因。“四平街会战”前夕,共军已速增至三十万,兵力大为加强。苏军骤然撤退,共军得到暗助,纷纷顺利进占四平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因为四平之战略位置险要,欲保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必先固守四平。当时马歇尔正返美国洽商美援问题,估计马氏回中国后,必加压力,逼使国共东北停战,毛打算在国共和谈前,在四平给予国军迎头痛击,保住长春、哈尔滨等重镇,以便在谈判中获取最大利益,因此倡言在和平前,保卫四平乃“最后一战”。同时亦低估了国军的作战实力,他在同一电报中,对国军如此分析:“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可是忽视了国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以及青年军二○七师这些美式机械装备训练有素的军队坚强的战斗能力。4月28日,电: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会战开始时,信心十足,意兴风发,满以为在四平能重创国军,使“四平保卫战”像西班牙内战共和军死守马德里一般,蜚声国际,令中外瞩目。

  但东北战场上的共军将领并非全部赞同保卫四平的乐观看法。首先,“东北民主联军”统帅在会战前对死守四平便有疑虑,4月11日给中央电中,对当前情势作了如此判断:

  “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

  此时的看法其实十分正确,一向老成持重直言敢谏的原新四军将领黄克诚在会战当中,还不断向中央呼吁,弃守四平、长春。5月12致中央电中,他首先向陈述中共部队伤亡耗损的实情:“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不理睬黄克诚,也不回电,却一直电令“坚守四平”。4月18日,共军进占长春,颇受鼓舞,4月19日电中央,向表示坚守四平的决心:“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亲自统率黄克诚、李富春、万毅、周保中、吕正操各部共十四个师十万余人,广筑工事,以四平市区为中心,组成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决心“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政府这一边对四平街亦是志在必得。国军自出关后,向北进展迟缓,虽然与共军冲突不断,但都是零星小仗,未曾打过主力大战。国军最初出关只有两个军,至“四平街会战”前夕,已增至七个军及青年军二○七师共二十八万人,兵力骤增,与共军人数相差不远。起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等于是共军的保护伞,国军有所顾忌,避免与共军大打出手,自3月中后,苏联红军开始逐渐撤退,而共军乃乘机进占各大城市,国共两军短兵相接,大战已不可避免。

  当初马歇尔来华调停,于1月10日,达成了国共第一个停战协定,1月13日起,“国军及领下之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协定有一条重要的但书,停战令“对于政府军队之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其实第一次停战令国共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尤其是关外军事冲突一直没有停过,但4月18日,马歇尔回转中国的同一天,共军三万余攻入长春,与国军先遣部队保警第二、第四总队发生巷战,保警总队不支,被共军消灭一万余人,长春市市长被俘。这对国军不啻公然挑衅,连美国政府亦不得不宣称,共军攻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21,这就给了国军正当理由与共军正式开战了。本来国军出关后,便伺机与共军打一场主力战,一决胜负,共军集结大军死守四平,正好给了国军一个歼灭敌人主力的机会。

  “(一)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二)四平街会战后,视战果及甲军情况,趁势收复公主岭、长春、辽源,或在四平街方面暂取守势,抽出有力一部先击破张学思部,收复本溪湖。”

  蒋中正与对四平街之攻守战下了一样大的决心,二人最后的目标都在长春。

  4月23日,蒋中正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听取东北军事情况报告,并面授机宜,同日蒋氏电杜聿明,指示四平街会战应采陆空联合作战:

  “此次前进应特重空军充分之准备与陆军之切实联系,为解决目前战局之唯一要旨,无论对南对北,各阵地皆应集中空军全力用于一点,俾我陆军奏效迅速也。”

  “四平街会战”,国军空军倾巢而出,发挥了巨大效果,在本溪重创共军。陆军方面,国军也可谓精锐尽出,七个军有五个军是美式机械装备,其中新一军、新六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之两个主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为国军将领中受过最完整现代军事教育的将领之一,抗战期间,以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率新三十八师,于仁安羌一役以少击众,打败日军,解救被困英军,蜚声国际。魏德迈对孙立人推崇备至,认为孙立人是他所接触过的中国将领中,最杰出的军人,他称赞孙“有统御的特质,通晓现代军事战术与技巧”。24新一军在抗战期间,曾在印度蓝伽接受史迪威整训计划,受过严格之美军训练,武器装备全由美国供给,是中国一支最现代化之军队,反攻缅北诸役,战果辉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六期,后又保送至法国圣赛尔军校深造,资历与孙立人相当,是国军中少数受过严格完整现代军事教育之将领,抗战期间参加“昆仑关大战”、反攻缅北等战役,战绩彪炳,曾获国民政府颁授青天白日勋章,所率新六军与新一军并驾齐驱,乃中央军中两支“王牌军”,是“四平街会战”中的主力。另一支攻打四平的部队第七十一军亦非弱者,军长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骁勇善战,是国军中有名的猛将。陈明仁及所部第七十一军抗战期间反攻滇西,曾立大功,甚受盟军赞誉。而统率此三个军攻击四平街之主将杜聿明,毕业于黄埔一期,更属所谓“天子门生”,向为蒋中正所倚重。抗战时期杜聿明曾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为当时国军唯一机械化之部队,杜氏以指挥“昆仑关大战”,奋勇克敌,而名重一时。后又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远征缅甸,战后蒋中正选拔杜聿明担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重任,亦可见对杜氏寄望之隆。

  国军出关,多由美军军舰及飞机直接运输,并未像共军经过艰苦长途跋涉。初出关时,国军将士斗志高昂,由山海关向北挺进,一直是采取攻势,至“四平街会战”前后,这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东北国共战争中,国军士气最旺盛的时期。

  蒋中正鉴于马歇尔由美返华后必然又将施压令东北国共军队停战,乃下令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限其4月2日前抢先攻占四平街。国军之所以迟迟未能一举攻下四平,主要原因之一为共军在本溪集结了十万大军,与防守四平之人数相当。本溪为辽南战略重镇,有“煤铁之都”之称,是沈阳的门户,共军扎重兵于此,既可威胁沈阳,又可牵制一部分国军,令其不克北上。国军欲全力攻下四平,必先解除本溪共军的威胁,才能抽兵北进。此时杜聿明因病住院北平,熊式辉乃亲自指挥攻打本溪,令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指挥第二十五师由抚顺出发,新六军之第十四师由辽阳出发,分两个纵队于四月七日向本溪进攻。讵料第二十五师竟遭共军集优势兵力围歼,损失一团人,师长刘世懋率部撤逃。第十四师亦损失重大。熊式辉原想邀功,第一次攻打本溪失败,反而受辱,颇感苦恼。由于攻打本溪受挫,进攻四平亦呈胶着状态。

  4月16日,杜聿明病愈返沈阳,重新部署,加强五十二军及新六军,以二军全军部队附七十一军之第八十八师,在空军掩护下,于4月28日分两路向本溪攻击前进。经过激烈战争,国军空军以低空投掷美制杀伤力极强之“面包篮”炸弹,共军伤亡两千多人。5月7日,国军攻下本溪。杜聿明如此评论此役:“本溪之共军已被我军击溃,伤亡惨重,向连山关以南安东境内溃退。”

  本溪共军威胁解除,杜聿明乃抽调新六军北上,协助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向四平街挺进。

  当初3月18日共军占四平街后,国军即奉命于3月下旬开始北上进攻四平,其进军北上的部署如下:

  以新一军及第一九五师为中央兵团,由沈阳沿中长铁路攻击前进,新六军及第八十八师为右翼兵团,由本溪经西丰、平冈迂回四平侧背策应;第七十一军为左翼兵团,于秦皇岛登陆后,由新民经法库攻击四平侧背。

  3月下旬至4月初,正是辽北地区化雪季节,沿途道路泥泞,国军都是美式机械重装备,车炮运输不便,又遭共军节节抵抗,进展迟缓,一直打到3月27日,新一军始进占开原,4月4日进占昌图。同时左翼第七十一军亦进占法库。4月10日前后,新一军在空军与炮兵的掩护下,向四平街攻击,激战数日,曾一度突入四平,因后续部队支援不及时,卒被共军击退。15日,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孤军冒进,在大洼遭共军埋伏,第八十七师一团人被消灭。经此败损,国军攻势顿挫,与共军形成僵持局面。直至5月初,右翼新六军将本溪共军击溃后,迅即移师北指,5月13日,于开原集结,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乃重新调整部署,准备于14日,开始对防守四平街之十万余共军实行两翼包围迂回攻击。当日(13日),杜聿明下达进攻四平街命令:

  (一)本溪之共军已被我军击溃,伤亡惨重,向连山关以南安东境内溃退。现我第六十军一部及第五十二军主力在营口、海城、连山关间占领阵地搜索警戒中。四平街之敌约三个纵队,现在老爷岭、四平街、旧四平及昌北以东赵家沟、任家屯一带占领阵地,顽强抵抗,与我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欠第八十八师)对峙中。

  共军之一部约两个纵队,在中长路以东南下与我铁岭、开原之第一八二师、第八十八师及第一九五师发生局部接触,有切断中长路的企图。

  (二)我军以击破四平街之敌,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之目的,于5月14日晨由两翼包围攻击,将敌压迫于辽河套内而消灭之。尔后,分向东丰、海龙、长春、永吉、德惠、农安、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攻击重点保持于右翼。

  (三)右翼兵团(新六军除第八十八师)于13日在郜家店、莲花街、大台子山一带就攻击准备位置,于14日开始经西丰、赫尔苏向四平街之敌左翼迂回包围攻击前进,以一部协同第一九五师(该师由指挥所直接指挥),迅速楔入敌左翼阵地哈福屯、老爷岭、三不管屯高地,主力指向赫尔苏、公主岭攻击前进。协同中央兵团将敌包围于辽河套内歼灭之,尔后继续追击前进。第一到达线:公主岭以南辽河套内;第二到达线:梅河口、海龙、磐石、双阳、长春;第三到达线:小丰满、永吉、其塔木及松花江东岸要点。

  作战地境线:开原、大台子山、哈福屯、公主岭、长春、九台、其塔木之线,线上属右翼兵团。

  (四)中央兵团(新一军)于十四日由现地发起攻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与左右两兵团协力将敌压迫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第一到达线:公主岭以西小城子;第二到达线:长春以西双城子之线;第三到达线:德惠、农安及松花江北岸要点。

  (五)左翼兵团(第七十一军,欠第八十八师)于14日由现地发起攻势,协同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敌后,即转向三江口、郑家屯方向追击前进,并确实占领郑家屯、双山,肃清附近之敌。

  令下后,14日,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国军各部队分三路向四平街共军大举进攻。

  原先蒋中正曾下令东北行营,限其4月2日前攻下四平街,可是国军北上进展迟缓,前后拖延几近二月,中间尚有挫败,蒋为此十分焦急,而马歇尔4月返华后又不断向蒋施压,促使东北停战,更令蒋决心迅速解决四平之役,以谋长春。蒋接到杜聿明5月14日之攻击计划后,担心此役成败,乃特派父亲于5月17日赴东北巡视督战。28时父亲已发表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部长,6月1日即将就职,名义上国防部部长乃国军军事系统之最高决策人,蒋派遣他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部长往东北督战,亦见其对四平之役的重视。每逢战事紧急的关键时刻,蒋氏选派父亲至前线解危,在北伐、抗战时期,都不乏前例。徐州会战,台儿庄之役,战争最吃紧之际,蒋氏命父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作战,卒获大捷,便是一例。

  5月17日,父亲飞抵沈阳。父亲以首任国防部部长由蒋中正主席特派至东北督战,东北将士士气为之一振。29自马歇尔使华调停以来,东北国共战事一直拉锯于边谈边打、且战且和的混沌局面,此对当时采取攻势的国军至为不利,影响士气甚大。父亲对于国共问题一向坚决主战,此次由蒋中正任命至东北督战等于持有尚方宝剑,对于正在激战中的国军将士是一大鼓励。东北将领自杜聿明以下多为所谓黄埔系的“天子门生”,别人可能难以驾驭,但父亲却与杜氏等将领颇有渊源。1939年父亲主持桂南会战,杜聿明时任第五军军长,率领麾下郑洞国、廖耀湘等攻打昆仑关,战争至为激烈,反复来往,双方损失惨重。父亲亲临前线指挥,授杜聿明以机宜,第五军遂一举攻下昆仑关,完成抗战中著名的“攻坚”一役,杜聿明因此声名大著。父亲任军训部部长期间,巡察第五军,认定其训练优良,曾特别下令褒奖。父亲对杜聿明及第五军干部颇能赏识而且指挥得动,这一次四平街会战,父亲往前线督战,再度指挥杜聿明,二人合作,又一次创下辉煌战果。

  次日,5月18日,父亲偕杜聿明赴前线督战,至开原指挥所,坐镇指挥。此时前线战争异常激烈,已经到了决胜时刻,国军分三路向四平进逼包抄。顷刻,郑洞国来报,右翼兵团廖耀湘所率之新六军已经突破共军防线,由西丰、平冈,进出赫尔苏,迂回共军侧后,企图切断四平共军退路,而左翼兵团陈明仁率七十一军亦乘势超越梨树,夹击侧背,对共军形成左右包抄形势,至是共军全线动摇。中央军团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已于16日由美返国亲自指挥第一军,在空军掩护下,一举突破共军阵地,向四平挺进,所部十万余共军大败,伤亡惨重。18日晚,开始往北仓皇撤退。

  5月19日,国军进入四平街,为时一月的第一次“四平街会战”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亲乃下令继续进军长春。在此关键时刻,南京统帅部获得前方谍报,长春城内还潜留了六千苏联红军,因密令杜聿明,军队不准渡辽河,过公主岭,杜聿明因对父亲出示此一命令,父亲乃说:“既是我下命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并同时当杜聿明面去电向南京当局报告,并连夜赶回南京向蒋中正说明实况。

  父亲此一当机立断的决定至关紧要。杜聿明虽有追击共军直取长春的决心,但中央当局的命令他不敢违反。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本来就授有见机行事的权宜。父亲当然也了解蒋的心意,攻打四平,意在长春。进攻长春有所顾忌,是怕国军力有不逮以及与苏联红军起冲突的危险。可是父亲见到军队已经溃败,狼狈情形,出人意表,正应乘胜追击,良机不可错失,乃遽然独断下令,命杜聿明继续追击。杜聿明有了父亲的命令,才敢放手部署,兵分三路以扇形追击,继续进军长春,并在追击途中,造成部队重大损失。

  19日晚,父亲回到南京即向蒋中正主席面陈,报告部队溃败实况,力主继续攻取长春。蒋当时尚颇犹豫,诘问父亲: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之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当之如何。父亲以为部队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又问,如果红军再回来,又当如何。父亲分析当前情况:按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照规定撤兵,既已撤兵,又再回头,则中国政府不应负责任,而是联合国的国际问题了。蒋闻言,当场未置可否。

  蒋重视东北战况,不甚放心,5月23日,父亲赶返东北督战时,蒋亦同行亲往东北视察,同时还携带宋美龄及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委张嘉,共乘马歇尔专机,飞往沈阳。蒋在沈阳落机的时刻,闻国军已攻进长春,蒋大悦,先前疑虑一扫而空。杜聿明向他汇报了“四平街会战”的实际战况,蒋次日(24日)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函:“此间军事情势‘共军’之惨败实为意想所不及也。”30部队溃败之严重性,出蒋意料之外。又次日(25日)蒋致宋子文函:“自中正到此以后,某国(指苏联)不断作间接表示,决不对‘共方’袒助,阻碍我统一,过去如此,今后亦必如此,惟望中国能早日和平,并探询有否需要其尽力之处,此为其在我军进入长春后所表示之姿态,余尚未作答复,但据前后各方报告,最近某方态度确已与前大不相同。”国军进占长春,苏联态度也改变了,竟不惜扯中共后腿,向蒋示好,蒋对苏联红军的顾虑既除,信心大增,在沈阳亲自指挥他的“天子门生”将领们,挥军北上。国军进占长春后,随即继续分三路往北急速追击向哈尔滨仓皇溃退的败部,左翼队占领辽源,右翼队于24日占领梅河口、海龙,26日占领双阳,27日占领磐石、九台,28日占领吉林省会永吉,中央兵团新一军亦于29日占领松花江的大门德惠及松花江北岸桥头堡,30日继续占领农安。

  同日(5月30日),蒋中正偕笔者父亲飞抵长春,这时东北前方战事已至紧要关头,新一军沿中长铁路猛追,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逼近。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提出肃清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父亲力主乘胜追击,直到哈尔滨,乘着部队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满洲里北满诸重要城市。进一步,父亲主张组织民众,编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党势力。父亲并建议待东北情势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回关内至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打部,等事毕再行调回。父亲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蒋中正不同意父亲留下,说道:“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

  父亲北伐任参谋长、抗战任副总参谋长、国共内战又任国防部部长,中华民国三个重要战争阶段,父亲都同任蒋中正的军事幕僚长,在北伐抗战的紧要关头,父亲向蒋氏提过的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曾获采纳。1946年5月30日,父亲在长春向蒋氏提出的这一套进军哈尔滨、肃清东北共军的计划,可能是他作为幕僚长向蒋氏所做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建议,但是这个关系国共东北战争甚至整体内战成败的建议却偏偏未能被蒋氏接受。

  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6月3日,蒋返南京。4日,蒋中正接见马歇尔特使,表示愿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6日,蒋中正颁发第二次停战令: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于6月3日已电令,准备弃守哈尔滨。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乃停止前进,调回至陶赖昭及德惠县一带,乃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

  6月21日,蒋中正应中共周恩来之请求,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追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6月30日中午为止。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共两军开战之惨烈状况,以及部队被击败后往哈尔滨急速撤退遭国军穷追猛打之狼狈情形,当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宣扬。“剿共”打胜仗时,报纸照例会大登特登。但当时马歇尔正在南京施压要国军东北停战,因此有所顾忌,不便张扬;共军吃了败仗自然不愿声张,尤其当时周恩来正在设法谈判停战,以便东北共军有喘息机会,所以对马歇尔更要隐瞒四平战败真相。马歇尔也竟然被瞒过,认为共军主力并未击散,对国军以武力占领东北毫无信心,所以亟力主张停战。但苏联的情报却较正确,国军进占长春后,斯大林态度大改,频频向蒋中正示好。

  “四平街会战”部队溃败,整个东北共军所受到之冲击及其损失之严重性,要等到若干年后,中共公布当年参加“四平保卫战”一些将领、干部的回忆录及中共党中央与等人互相来往的密电,才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这样记载:“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33

  这里所谓“伤亡八千”,应该是个偏低的数目,韩先楚等人的回忆皆称此八千伤亡战士为“老骨干”,意指从关内调来的老干部、士卒。共军到东北后也收编了不少伪军以及当地的新兵,这些人的伤亡还不在此数,恐怕人数并不在“老骨干”之下。其他损失如被俘、投降、逃亡的人数也不少,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损失三分之二,相当可观。黄克诚一向爱说真话,国军占领长春后第二天5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痛定思痛的电报:

  “从3月下旬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干部亦换了三次……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

  黄克诚列举的伤亡数字是一万五千,加了一倍。但南满本溪之役还未算在内,防守本溪的共军亦有十万余,战况同样激烈,尤其国军空军猛烈轰炸,杜聿明回忆一次飞机出击即射杀共军二千余人,本溪之役,共军“伤亡惨重”。

  “进入东北之敌,为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

  估计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共军伤亡的数字是四万人。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原先下令死守四平,本来就准备牺牲数万人。四平兵败,果然损失数万共军,而四平并未守住,四平街并未变成“马德里”。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

  此时,6月1日,国军新一军迅速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哈尔滨遥遥在望。哈尔滨城内东北局已将物件装车,准备随时弃城出走了。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晴天霹雳,峰回路转,新一军接到蒋中正停战命令,6月7日起,国军停止追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大为震惊,赶紧向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力争:国军应乘胜追击,过松花江直取哈尔滨,将日本人所筑长期防俄入侵的连线永久工事占领,逼使共军永远退缩佳木斯一带酷寒地域。但当局命令终不能违,新一军只得回转陶赖昭待命。此后,国军再也没有机会越过松花江。

  从当年的到今天那些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共军老干部都说,没过松花江向北进攻是失算。否则,的日子将更难过。

  蒋中正本人如何看待“四平街会战”呢?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如此评述这一仗:

  “激战一星期,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1934)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把四平变成‘马德里’”的孤注一掷,不仅输掉了四平,很可能连整个东北都险些给输掉了。但蒋中正颁第二次停战令却让了一着棋,终于把东北这局险棋扭转乾坤,反败为胜。(未完待续)